功夫巨星李小龙
类别:名人秩事
更新时间:200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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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本名李振番,1940年出生在旅居美国的广东华侨粤剧艺人李海泉之家,李海泉是粤剧中的四大喜剧演员之一,名躁一时,戏剧演员的把子戏要相当好,20年代的中国戏剧把子功,尤重武功,甚至戏码中就有完整的武功套路表演,作为艺术家,也总有自己精熟的一、二家拳法,这些都为后来的小龙从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李海泉成名之后,由广东移居香港。李振藩是他的第二个儿子。由于电影艺术的冲击,一直从事粤剧表演艺术的李海泉不得不改拍电影,这对他来说是个艺术上的损失,但对其子李振藩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李振藩拍他的第二部电影时已经六岁,当时最使其父担心的,就是他的功课成绩不好,李海泉怎么也不会想到儿子后来会把哲学这社会学的高层次学科引入中国的传统武术之中。
艺人的孩子会演戏,当李海泉拍戏时,经常携子前往。李振藩的电影运来了。
《细老祥》是李振藩在读书后拍的第一部电影,该片是根据报纸上连载的漫画故事改编的,主人公细老祥时年9岁,做小官吏的父亲和母亲因沉迷牌桌,对孩子无暇顾及,任其自流,细老祥离家出走,跑到山上的寺庙去,被庙里的老和尚训了一顿,只好回家。父母后来回心转意,开始好好地照顾他,不料他却被汽车轧死了。
《细老祥》的合演者之一袁步云正在物色细老祥的角色人选时,一天,他在摄影棚内发现了满脸顽皮相的孩子在翻筋斗,一种灵感使他发现眼前的孩子正是细老祥最合适的扮演者。
李海泉由于儿子正在暑假期间,故答应了导演让其拍片的要求,既然儿子要拍电影,就需要有一个艺名,为了李振藩的艺名,袁步云煞费苦心,一天,袁散步来到九龙油麻地的戏剧院,猛然听到戏院门口招徕观众的吆喝声:“喂,大龙生小龙,真龙!真龙!看过之后你就行运一条龙!”
“对,李海泉是大龙,他的儿子就是小龙。”
李振藩的艺名就这样被他道听途说地拿来了。龙,一条中国武术的龙,就这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因艺名而名躁于未来,“李小龙”三个字,在海内外华人的心目中何等的响亮!这就是一个响亮名字的诞生,伴随而来的则是一条龙的挑战。
李小龙在《细老祥》的表演中,博得了一致称赞,虽然如此,当第二封邀请书送到李海泉的手里时,他却极力反对儿子继续拍片,因为,李小龙的上学实在让他伤透脑筋。
“你儿子在哪个学校念书?”这句话竟然是李海泉的同仁们经常向他问起的一句话,转学,已经象李小龙换衣服一样的频繁,一个学校没呆几天就得转学,理由是李小龙太惹事生非了。
小学终于在转学的危机不断发生中结束了。但李小龙在碧树丛荫的圣沙书院却呆了四年,这对他来说可真不易,圣沙书院那青石院墙的凝重似乎使李小龙安静了4年。
李小龙进入中学以后,参加了《人海孤鸿》的拍摄,香港《李小龙》一书关于这段故事,有一个简介:一个孩子被抛弃在某一人家门前,被这家夫妇收养,并视同己出,后来孩子成为名医,亲生父母出现了,虽然他的亲生父母一再取悦他,但他对养父母的孝心却并未改变,这是香港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所以,上映后非常卖座。李小龙饰演少年时期的这位名医时,正是李小龙12岁那年,片名是指在茫茫人海中的一只雏鸟。
实际上,李小龙已经是14岁的孩子了,该片是1953年拍摄的,就在这一年,李小龙开始习武了,李小龙的父亲让他习武,目的在于“练武以精神修养为重,而不是重武义”。作为手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李海泉,他的目的已经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讲求德、仁、和,但是,这时的李小龙是完全不领悟的,处于一种本能,他习武的目的就是“打”。李小龙讲到这一习武动机,正是因为“我经常被一些比我小的孩子修理得很惨,因他们学过功夫!”就是因为这个极直接的动机,他与他父亲所期望的“练武以精神修养为重,而不是重武轻义”完全相反,他一股脑地把什么“精神修养”抛得远远的,就是因为他不愿被人们修理。李小龙正在此时不自觉的和传统武术观念上有了矛盾,这种传统观念既强调武术的实用性,同时又反对实用武术,当然这是指无道义的行为,李小龙走向了传统武术观念的反面,好勇斗狠,成了街区小伙伴门的“酋长”。
就在李小龙完全违背父亲练武以修养精神的旨意,好惹事的个性凭借了自己的功夫而积习不改,熬到第四个年头时,学校终于以“不能让他再读下去”为由,把他送出了青石围墙的圣沙书院。实际上在4年当中,特别是后期,双亲经常被请到学校晤谈,李小龙频频街道学校的警告,悲剧当然是无法避免了,后来,李海泉想尽办法使李小龙转入了旺南商店区的圣方济书院读书,依然故我的李小龙,横行街上,更加背离了其父的心意,就在这一年内,他居然险些让人杀了,百般无奈的李海泉只好让李小龙去美国的旧金山,这次大迁徙对李小龙后来的思想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此,他进入了他成为一代武星的历程,他经历了彻悟的反思,创立了“截拳道”和截拳道的技击哲学观念。
李海泉决心要把李小龙送到美国出生地去,作为艺人的李海泉,对离家出走的艰辛是再清楚不过了,但他期望自己这个无法用中国传统文化管束的儿子,在那个完全相悖于乡土的、现代气息令人紧张的国度,能成为一条“龙”。
1958年11月底,“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驶出了香港九龙,三等客舱里,怀揣100美元的李小龙离开了自己13年后名躁以极的香港。
李小龙从一个文化氛围走入另一个文化氛围中,一个是习武以求修善精神,习武重义而不外露;另一个则讲求功利性,充分利用技术去表现人的自我。这后一种文化特性与李小龙的个性一拍即合,但当时的李小龙并没有意识到文化氛围的变化,没有意识到摆脱了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默化影响,有了一个充分表现个性的环境。
文化环境对武术的影响是极大的,原因在于武术本身就是文化。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积淀,形成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他可以在观念上把武术想得超人般的实用,但又可以在触及鼻息的摩擦中达到“中庸之和”,人们以此为最高的自我完善的道德标准。李小龙走出了这个难以自容的民族传统文化氛围,来到了一个新的,富有竞争的现代文化氛围之中。但他没有失掉原有的,他是带着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去撞击,或是说去适应,去寻找自己独有的民族文化观念的生发地。
他来到了他的出生地——旧金山,在他出生时,他在异国的土地上得到了一个美国民族的称谓:布鲁斯。李(BRUCE LEE),在赵、钱、孙、李的中国民族文化《百家姓》中,李小龙一出生,就带有中西文化的交融。这与他后来的截拳道和关于截拳道的哲学观念十分吻合。
李小龙创立了截拳道,对这一创造,我们许多人想用传统的武术观念去发现李小龙是否有什么精湛的套路。因为我们太习惯于:“你学什么拳?”“这拳是什么名字?”这一类的说法,我们往往认为拳是名家、是仙人梦传和历史人物所创。其实,截拳道并无套路。
李小龙在“我与截拳道”一文中说到:“虽然说,我实实在在的身份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土生华侨,但是,我是中国人,却是毫无疑问的,至少,我留在美国那么多年,我是这样看自己,而在外国人眼中,我也是被看做中国人。既然是中国人,少不了,我必须具备中国人的内容,所谓内容,我指的是关于文化的、感情的,以及在具体行动的表现上。”
关于文化这样的概念,虽然李小龙并未深入地探讨,但他朦胧中已经意识到中国武术的文化性,那时,美国的华侨社会热爱祖国,怀念家乡,因大部分是来自广东各地,于是那有着浓厚乡土气息的粤剧,便是解慰思乡之情的灵符了。这种异乡的民族心理求索,必然有一个与人共存的恒长性,所以李小龙二渡到美国,这种民族心理求索更不会消失。他是一个男子,他身怀中国武术强人之法,一种民族自信的态势萌发。
“我是中国人,这在我的一生中,可以说是很重要的,我真正接触到中国武术文化,嗅到和感觉到中国味的,正式开始在这个时候,在那时,我当然不懂得分析,也不知道环境对于一个人格的完成会有那么大的影响,然而,我是中国人的这一概念,却是实实在在的那时候酝酿的。”
“从童年到少年,我是受世叔世伯们批评最多,爱护最深,和麻烦最多的时期。因为,我既顽皮捣蛋,而且好勇斗狠,大概那是美国的“西部作风”罢!我的这种作风,不但是同龄的“对手”对我要退避三舍,就是成年人,也得叫我一声:“好乖乖,叔叔认输了。”
李小龙就是以这样的形象来到了他的出生地,到旧金山寄住在父亲好友家中。但是不久,就因与那位老人和不来,便离开旧金山去西雅图。李小龙的哥哥李忠探正在西雅图读书。在西雅图期间,为了生计,李小龙去报社做过送报的零工。每天清早他赶到报社,分类叠好报纸后,骑车送到客户手里。这期间,李小龙还到过中国餐厅当侍者,有时洗盘子。或许是因生活条件的逼迫,李小龙的自控能力明显地增加了。他在空闲中重新学习英语,3年后在爱迪生职业中学毕业,获得了升大学的资格。
大学,这对李小龙来说意味着将要系统地接受西文文化的教育。结果,李小龙攻读了文化的中坚――哲学。1962年,李小龙进入西雅图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哲学科就读。
李小龙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这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成为武术家的欲望,而且他极为清楚地认识到哲学具有能把欲望变为现实的重要性。正因他选择了西文思辩哲学,才在后来对中国武术的整体进行了分离式选择,对他所热衷的技击技术进行了分析,形成了自己技击、哲学的观点。
李小龙在自己尚未开武馆前,就开始教同班学友练习武术,这时他尚处在校院封闭状态。当他把武馆迁到校院以外,对于他授徒择人的问题上,他到底受到了当地华人武术界的通牒。
通牒下在李小龙馆内,指出李小龙开馆教授武术,武术是中国的传统武术,不能教给异族人。要么,李小龙马上停止教授外族学员;要么,李小龙就自动关闭武馆。
当时下通牒一方可能根本没有去看李小龙正在做什么。李小龙正处在创立“截拳道”的前期,在他与外族学员和一些精通外族技击术的人们的交往中,也在摸索。见到通牒的李小龙,果绝地回绝了通牒上的所谓“指令”。
在这一问题上,李小龙已经与传统的武术封闭性观念发生了矛盾。地小龙的回绝激起了对方的愤怒,抛弃了“中庸之道”和“重协调”的观念,要以武力来解决这场争端。李小龙自然不甘示弱,加之他年幼好胜的个性,决定与对方一拼。
下通牒的一方派出了一名武师与李小龙过手。据说此人年龄略高于李小龙,习罗汉拳法,他刚从香港到来,急于要跻身武行。二人交起手来。此时李小龙尚以传统武术拳套为自己的技击手段,刚处在发展阶段的截拳道还无所是用。对方一阵罗汉拳花招,竟然晃得李小龙迷惘不辨,他只能凭自己年青好胜力不亏来与对方硬招对抗,几分钟后,李小龙总算是将对方击倒在地。这场风波从技术上说只是持续了几分钟,但在李小龙的思想上却引起了很大的波动。
在这次搏斗中,李小龙所使用的技术基本上是自己较熟练掌握的传统武术套路的技术。对方使用罗汉拳亦是套路技术。各有套路,因此二人犹如不是一个轨道的行星,简直说没有接触的可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到李小龙原想的那么理想。这时二人脑子里都有各自的理想技术,而在现实中却又难以搭手,无从发招的迷惘,经过一定时间的耗竭,李小龙自然持强取胜。在时间上,李小龙原想几秒中之内就制服对手,可实际用了几分钟才得胜券。虽说,就有几分钟,但李小龙却已经认识到时间在技击中的重要性。实战是一场活生生的硬性相抗,它不能以认能发出几个组合招法,或能用什么招法来制服对方,来决定在短时间内取得结果。李小龙在时间上的急于求胜与他自己掌握的“复杂”技术产生了矛盾,这就更进一步地促使他去进行“截拳道”的研究。按李小龙后来所说的“截拳道主要在于一个字:截。有了“截”字,就有了新的技术时间。李小龙在这次风波中,有了新的技击时间观,从而导致了他对自己已有的传统武术套路技术的实践效益的重新认识。套路的技术动作因其理念上的严谨性,很自然地会把人们引上重技术的掌握,而忽视了技术自身的不足。倘若不是这场吹来李小龙武馆来的风波,他的自司可能会晚些。
对时间性的新认识,使李小龙对自己已经感到的“截”,更具有信心。“截 ”,具有时间占有快的优势,这种优势不是理念的,李小龙的务实思想也不会使自己的技术只停留在理念上。那么,什么技术才能真正体现“截”呢?
李小龙首先想到是必须放弃传统武术套路的形式,因为他认为,虽然自己学的传统武术套路不少,但这次“风波”告诉他,遇到别的自己不会的套路拳法,会再一次陷入迷惘。他要寻找共性的、最简单的、富有劲道的技术,那么这些热核可能适用于任何拳法相斗。在新的时间观念的影响下,新的技术观念也相应形成。
李小龙向传统武术在技击方面挑战,认为:“国术被僵化了!”
他说:“武术和哲学看来是两个极端,但是我以为国术的内涵部分,似乎已经日渐暗晦,而国术每一个动作,都似乎有着它的道理的。我想,国术应有一套完整的道理才对,我希望把哲学精神,溶化进国术里去,所以,我坚持读哲学。
“武术的研究与锻炼,是我从来没有间断的。当我追问国术的源流,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无论哪一个派的,都是他们的拳套,他们的招式,这种既定的形式,是否就是创派者的主意呢?”
“我觉得这并不是每位创派者的主意,无论任何东西,包括哲学在内,形式是进步的羁绊,而且形式是由后人所加进去的。一位创立者,他的武功修养方面,必定比一般人高,也比一般人聪明,他的心意和成就。如果没有同等聪明及毅力的衣钵传人去继续发展,那么,就不免流入形式化了,发展的路不免被截断了,进步也就停止了。”
李小龙意识到“国术应有一整套完整的道理才对,”意识到这一“道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他从“道理”悟出了他毕生的杰作――“截拳道”的观念,虽然说这种“道理”没有鲜明的哲学味,但它毕竟是在哲学思想指引下的思想构成。再有一点就是,李小龙的挑战在这里看来是纯技术的。
李小龙在西雅图华盛顿州州立大学的校园内,张贴出了自己的招生小广告,以“振藩馆”之名,教一些美国学生功夫。开始他设馆在大学校园的停车场一角,不久迁入了附近一幢大厦的地下室。这时,他对自己的技术和技术观进行了总结,有了“截拳道”的宏观构想。
在截拳道形成的过程中,李小龙逐渐对他的技术与思想有了“截”的新的武术技击观念,形成了以“截”为主体的形式,扬弃了传统的套路术式技击,具有了开放的西文文化特色,即现代性。
在这种新的观念的指导下,李小龙多务实的开放性,少封闭的保守性,综合了中西方的技击技术,完成了发展中国武术实用技术的目的。
进入大学攻读哲学的李小龙,精力极为旺盛,这时,他潜心研究中国武术,哲学这时已经开始影响他了。在他成功之后,他也不无感触地说:“哲学把我引入了截拳道。”
“看不顺眼――动手!”这是李小龙的信条。但是在他进入哲学的殿堂以后才发现,构成技术技击的不仅是血与感性的躯体,它是经纬分明的哲理结构。当李小龙在这座殿堂外冲撞时,他是没有理性而只有感性的血体,而当他一旦发现了这种技术的精神内在时,更需要长时间的悟解,尤其在武术中。
“不知是什么哲学和什么力量的推动,从童年到少年,我对任何看不顺眼的人,就立刻涌现一个念头:跟他见过高下!
“用什么与人家见个高下呢?我只想到,最具体的东西,便是拳头头是道“
“我以为打败人家,就是胜利,我却没有想到,用暴力打败人家,并不是真正的胜利。后来我进入了华盛顿大学,接受哲学的洗礼,使我对过去的想法产生了无限的遗憾!”
“进入大学,我所以要选择攻读哲学系,与我童年时间的好勇斗狠很有关系。我常问自己:胜利了又怎样?”
“于是,导师协助我选系的时候,他以为我的发问精神最好选修哲学,他说:哲学会告诉你人是为了什么要活着!”
对李小龙来说,哲学对他不仅是“为了什么要活着”的问题。在他没有接触哲学以前,“推动”他“好勇斗狠”的力量不存在什么哲学,而是他本人的一种内在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不会把他引向哲学,向“截拳道”这样一个新的武术观念。
“‘截拳道’是什么呢?我只说,是国术!一个没有门派之分的国术,是反对让武术流入形式化的国术,是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国术。”
“练技击最重要的有‘体’和‘用’两方面。‘体’是基础,有良好的基础,才可以在‘用’的方面得心应手。因此,身体的锻炼比形式是更重要的。所以‘疾’和‘劲’的身手,及气力的持久,才是练武的真谛。截拳道是放弃所有形式的束缚,强调反应,用反应去防止人家的攻击,和向人家攻击,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制敌机先。”
“如果有人认为某些或某种打法是李小龙的截拳道的话,那是非常可笑的。我所以称这种武术为‘拳道’,寓意不过是强调当机立断,制敌机先而已。若有人一定要把什么招式和动作认定为截拳的话,那么,我想有一招最可以叫作“截拳道”的,那就是《精武门》中我与罗拔碧克搏击的其中那一下子。罗拔碧克用“交剪”腿夹住了我的头,使我动弹不得,我最接近他腿的是口,我的手和脚都动弹不得,于是我只好咬他一口!”
“为什么这样说?这不是开玩笑!确实,‘截拳道’没有什么固定的招式,它只是一条道理:敌不动,我不动,敌欲支,我先动,只求目的,不论架式,只求身体四肢对力的发挥与运用,不拘泥于死板的拳法。”
这就是李小龙赤裸裸地说出来的“截拳道”。务实、无形式,它与我们任何一门传统拳法相比都简单明了。它是什么?
这就是截拳道。
截拳道的基本思想,就是李小龙提出的“十二学法”。它不同于传统的观念中,以自己的“绝招”、数十套所谓正宗套数,以招独、招多来解决实用的现实。他提出的“十二字法”可以说任何一流派,包括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柔道等异族文化氛围里的技击技术,在实践中都不能以自己的什么“绝招”来回避。
就技击本身而言,李小龙提出的这几个字,它的内在意义是积极的。
体用:讲究整个躯干的整体使用,就是尽全身的机能之用,不失一切时机地尽体之能去搏击。
弃形:讲求不为形式所固,而要求因时因人而用。就象李小龙讲的那样,可以用口咬。这种弃形后的自由,使人的自我更能充分自由地发挥。
劲:讲究出招的力度。它绝不是内、外家的所谓“劲”,而是以干净、利落、简捷的技术结构,发挥自己身体自重和速度所赖以形成的劲。它是很简单的技术,没有一点玄妙。
疾:极为直接地要求招法变化,依靠简捷的技术结构,达到一定的速度,不被对方防住。
反应:任何技术者不是固定的组合,李小龙认为那是僵死的形式。要求反应、极快速的反应,在反应之中“截”。没有反应,怎么能“截”!
时间:攻与防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以往招法的复杂多变占有那么多的时间。而时间的同一要领中,截拳道有了截拳道的现代武术的时间观。截需要的不是充裕的时间,而是在大时间内分割出极小的时间,发动更多次的“体用”、“弃形”,富有“劲”、“疾”、“反应”的截去截对方的攻进。
哲学:技击是矛盾的双方,通过不断斗争而发展。但是我们不难看到传统的武术观念中,存在着只注意自己门派的优势,而没有考虑到与技击是一对必然存在、相生相克的矛盾。李小龙却认识到了矛盾的实在性,据此,他也就总结出了截拳道技击规范的“十二字”。
“振藩武馆”招徒不久,估计在1963年7月的一天,武馆来了一位碧眼金发的女郎。她并不是来学李小龙的截拳道的,她只是因听在武馆学艺的朋友说:“我带你去看看有趣的事”而来。谁曾想这件“趣事”竟牵成了一对美满姻缘。
这位文静的女郎名叫艾琳达。她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的瑞士人。琳达4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把她拉扯成人。琳达的母亲反对。理由是,二人都处在学习阶段,不宜结婚;再则她本人就是不幸婚姻的牺牲者。现在琳达要与一个东方人结婚,她自然持反对态度。
后来,李小龙终于把琳达的母亲说服了,他与琳达于1964年的家历新年,在西雅图的教堂里举行了结婚典礼。李小龙在从事中西文化结合的过程中,极快地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生活上先完成了中西结合。
婚后的李小龙,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武馆的建设中,表现出经营者的欲望。李小龙听好友跆拳道高手李峻九的建议,夫妇双双辍学,前往在旧金山和金门湾对岸的城市奥克兰。开设了第二个武馆。这一段时间,李小龙夫妇惨淡经常,以致于琳达摔坏了眼镜都无法配制。李小龙自己也因读书成了近视眼。武馆在社会上需要一定的名气,只有这样才能招徕学员,才以经济收入。为了这一点,李小龙经常参加各地的武术比赛,李峻尹在1964年介绍李小龙参加在美国洛杉矶南部长堤举行的世界武术比赛。
李小龙以表演身份参加,表演了自己的截拳道,那种阳刚阴柔之美,令全场观众如醉如痴。在这些如醉如痴的观众中,有一个有心人叫杰伊赛别林的青年。这个青年在自己经营的理发馆内,向20世纪福斯电影公司的电视影集《蝙蝠侠》的制作人威廉罗杰,推荐李小龙,谁曾想,二人不谋而合。威廉罗杰对李小龙的兴趣不亚于杰伊赛别林,最后他聘请李小龙为武术指导。
在20世纪福斯电影公司的《蝙蝠侠》中充任武术指导的李小龙,同时担任配角。李小龙的才华就象地层深处的岩浆,炽热而富有爆发力,一旦有一丝缝隙,即会一崩发无而无止欲。《蝙蝠侠》给了李小龙一个缝隙,他爆发了出来,引起了轰动。1965年,李小龙有了第一个男孩,取名李国豪。一个星期以后,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过世,他带着妻儿自美国返回香港祭扫先父。李小龙的从影成功,使威廉罗杰抓住时机推出了另一部电视影集《青峰侠》,李小龙充当了剧中的日本司机加藤。25年前,在同一块土地上,李小龙无知地饰演了一个婴儿(《金门女》),25年后,在同一块土地上,李小龙以自己的一切创造了一个个令人折服的武功形象。但是,因李小龙截拳道的随机和无拘束地发挥,超出了摄象的框框,所以摄像师警告他:“动作不许太大”。之又是多么呆板的限制。于是李小龙准备去电影的大范围内宣扬自己的开放的截拳道。
香港对于李小龙来说,是他的中国文化的根。截拳道的技术和观念的基本建立,无疑使李小龙踌躇满志,他谋求得到社会更为广泛的承认。
李小龙以自己独特的截拳道打入影视界,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青峰侠》)一片的杰出表演,使他拥有了众多的崇拜者。李小龙的影响虽然日益增长,但并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何况他演的是配角,不是主角。李小龙的成功,唤起了他崛起的心理冲动。他选择了香港,但路并不是一坦大道,此间(1968年),李小龙有了一个女儿,取名李香凝。
1970年4月,小龙儿时的伙伴小麒麟,在香港启德机场迎接了启程自美国旧金山来的李小龙。这时的香港,在李小龙眼里是任他弛骋的疆野。他已经由他最初的武术人,向艺术武术人迈出了极重要的一步。这改变了李小龙原以为最重要的东西,但他毕竟借艺术媒介宣扬了自己的整体技术。
李小龙到了香港,正值香港功夫片走红之时,好友小麒麟竭力奔走,以图为李小龙在香港武打曩星界探出一条路。但这谈何容易,可谓难如蜀道。
在香港,有东南亚最大的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经小麒麟的努力,李小龙以开价1万美元的片酬与该公司洽谈,手里攥着姜大卫和锹龙两张在东南亚走红的武打功夫片明星王牌的邵氏公司,对李小龙所提的要求认为太不切合实际,因而,拒于门外。结果,李小龙的香港之行,最后只落得仅在电视台露了一面,即携子返美。
就在李小龙返回美国的同时,他的命运却发生了极微妙,却又是极重要的变化。
邵氏公司里有个叫邹文怀的,此人颇有经营计谋。在李小龙到港之时,邹与邵氏公司总裁邵逸夫不和的矛盾激发,因而出走邵氏公司,设想筹组嘉禾电影公司。他在收看电视时,发现李小龙的功夫与其开的价相符。因此,在他为自己新公司准备开拍的《唐山大兄》的筹划中,李小龙已是他心目中的人选之一。
邹文怀与公司导演罗维、罗维的太太刘华亮,以及善于经理事物的何冠昌商量。嘉禾公司的第一部片子自然是关系到嘉禾能否生存的问题。为了保险,他们拟请因在《大醉侠》一片中饰演角色而轰动影坛的郑佩佩,为该片第一号人选。郑佩佩婚后侨居在美国,决定由刘华亮出面代表公司与其商谈,倘不妥,就找刚被邵氏公司拒绝的李小龙。结果,与郑佩佩未谈成。就这样,李小龙以1万美元的片酬赴港拍片,开始了他以艺扬武的短暂而热烈的生涯。
《唐山大兄》影片的编剧和导演为罗维,此人胖胖的躯体富有才干,脾气却很暴燥,但光火之后即忘。二人在《唐山大兄》的第一次合作中便出现分歧,导致最后的面目而仇。
在《唐山大兄》的拍摄过程中,由于金费的紧张,曾一度困难重重。导演罗维因事返回台北,结果使按期赶到外景地曼古的李小龙无法与导演会合,只好由吴家骧先行开机,直到罗维到达,一切拍摄工作才捋顺。
李小龙与罗维的矛盾日益加深,但当时在工作上还是通力协作。最后,《唐山大兄》创自香港开埠(1841年)以来电影票房纪录。接着,李小龙又马不停蹄地拍摄了《精武门》,比《唐山大兄更为卖座。但是,李小龙和罗维的不和在报刊上日渐披露,推波助澜的新闻界刊登了李小龙与罗维的相互指责之语,如:
罗维:“没有我罗维,李小龙只是一个木偶罢了。”
李小龙:“要不是我李小龙,罗维这个老人也只能坐着数一数自己的年龄。”
双方互不相让的争执,最终难以融合,罗维在拍摄《冷面虎》一片开机前,突然临时将李小龙换下不用。李小龙岂能相容于罗维。
嘉禾电影公司刚挣得来的好运气,又面临危机。李小龙走红了,走红的李小龙与罗维的不和,使大家极为轻易地首先想到的是李小龙是否会“跳槽”的问题。为了稳住李小龙,嘉禾电影公司总裁邹文怀答应让李小龙自组“协和电影公司”,隶属嘉禾电影公司。李小龙算是该公司的投资者,他可从中分得一半红利,这才缓和了矛盾。
如果我们把李小龙最初去美国开武馆视为他创造截拳道阶段的话,那么在李小龙自组协作电影公司以后,他与武术的关系就有一个利用其功利的问题。功利性的改变,自然反映出技术本身的转化。
截拳道的功利观的技击技术,是以李小龙竭力强调技术必须是“精简的技术”,并以不定式的指导思想施之于实际技击,讲究随机变招而为其观念。这种功利观在李小龙的切实实际应用中得到证实是实用的。李小龙的这一观念在他从影后则起了变化。为了宣扬自己的技术和观点,他选择了具有广泛性的视觉艺术――影视这一现代化的传播媒介。
电视名星的声誉,酬劳与电影明星相比,不啻是天壤之别。要发挥真正的威力,非得上宽影幕的电影不可,何况电视只是电影的缩小版,无论如何是不能取代电影的地位。
这就是李小龙功利观改变的契机。
在李小龙初期从事影视时,李小龙的截拳道的技术特点已经与电视发生了矛盾,在美国拍摄电视武打片时,他干练、快速的动作已经使电视摄像镜头难以外,因此李小龙与电视的局限性产生了矛盾。他以为拍摄宽影幕电影是理想的。
虽然李小龙主观上并不去想把自己的截拳道象传统武术一样固定成僵死的套子,但是认定电影艺术最能宣扬自己的截拳道和截拳道的观念,因此实际上他已经受到电影艺术特殊性的制约。这时,李小龙为了拍摄电影,不得不把随心所欲的、变化无常的技击技术组成一套相对固定的“套子”。在编导以为更能体现剧情时,李小龙也就编成了自己以为可以的“套子”。这和传统的套子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为了更好地借用电影来表现自己的技术和观点,这些组合的套子是以剧情为存在的。这些组成的套子出在功利观上已经不是完全追求实用,却是为了一种艺术表演效果,为了卖卒率的高低,因为这是存在与消亡的关键。功利观的改变已经成为必然。
经过影视活动,李小龙的功利观由武术的功利观向商业化的功利观过渡。这一期间,李小龙拍摄了大量的武侠电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截拳道,但却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受影视条件的制约,艺术的成份取代了务实的技术真实性,实际上,李小龙的截拳道观念和截拳道技术,均无形中消失了许多。
影视是艺术,李小龙溶编剧、导演、演员于一生。1971年一年之内,先拍的《唐山大兄》,“李小龙震惊世界的功夫电影,值得纪念之作”。续拍的《精武门》被称作“李小龙再次把功夫电影带入新境界。此二片导演为罗维,后来所拍之片均为李小龙独挑大梁。
由于影视成为李小龙以为的截拳道最得力的宣传形式,使截拳道也成了僵化的套子。人们经常看到的是影视中的李小龙,因而追求的是影视上的“成套技术”。这就是李小龙武术功利改变以后,引起了技术的转变。
协和电影公司的成立,表明了李小龙的一句话:
“是截拳道把我带进电影。”
以《猛龙过江》为创业之举,李小龙为新的功利观而奋斗。
《猛龙过江》是说在罗马经营中国餐馆的陈清华(苗可秀饰),被当地暴力集团恫吓,要她交出餐馆。于是她如来了香港青年唐龙(李小龙饰)帮助。唐龙一一击退了前来捣乱的一些小喽罗,又把暴力集团请来的两名职业凶手打败,最后与黑道高手在圆形况技场内决斗。
李小龙广招四方豪杰,为这长久以来的构思而精心筹划。他从美国请来自己的好友罗礼士。罗礼士曾在1967年到1968年两度荣获美国长堤举办的“国际空手道大赛”冠军。二人在圆形竞技场打斗,堪称惊世之作,李小龙的扫腿法和两节棍炉火纯青,罗礼士的空手道更为道高一丈。二人惊心动魄的打斗,居然使群众几乎是在屏息中观看。
李小龙对此片抱的希望是极大的。在组织角色时,他向他的冤家对头罗维要人,首先指名要曾在《唐山大兄》中与他合作过的苗可秀。苗可秀是罗维的义女,当时正随罗维在日本拍摄《冷面虎》。李小龙还要副导演植耀昌。这给总裁邹文怀出了难题,权衡左右,终于让步于李小龙。好一个苗可秀,她抛下了义父的关系与植耀昌一同到了罗马李小龙的氅下。此片在于1973年元月在香港创最高票房纪录。
《猛龙过江》以新颖的故事情节和李小龙的精湛武打表演,把武打片带进了新的境界。这一段时间,他身兼了《猛龙过江》、《死亡游戏》和《龙虎争斗》三片的工作。《猛龙过江》在罗马拍摄外景时,李小龙的兴情看上去很好,从现有的当时生活照可以看出李小龙和苗可秀合作得极为顺利,神情很轻松。他还与日籍摄影西本正在拍片间隙收集罗马古代兵器。西本正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有感触地称李小龙是特殊的男人。
香港影片到欧洲拍摄外景,据西本正说是第一次。嘉禾电影公司为了节省开支,邹文怀、李小龙和西本正先行到罗马选外景,打斗场面选在了罗马况技场。开拍以后,由于从经济上考虑,人员压缩很大,摄制组的人员往往人兼数职。李小龙经常帮西本正背负器材,调整光圈。他与演职员们的关系极为融洽。仅两周,这部片子的外景就拍完了。
《猛龙过江》一片的内景,是返回香港拍摄的。在这一段时间,李小龙经常因头痛而不得不抱头休息一会儿,而且抱头的次数日益增加。在《龙争虎斗》一片的配音过程中,李小龙终于出现了昏倒现象。
经教会医院抢救苏醒后的李小龙,医生的建议他做全面检查,但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李小龙没有在香港做全面检查。或许是他担心检查的水平有限,他选择了美国洛杉矶。在洛杉矶医院,他做了脑部扫描和同位素的脑血管摄影观察。李小龙回到香港,声称自己的身体象18岁的小伙子。然而在两个月以后,他的脑肿瘤已经是很严重了。
至此以后,这个自称18岁的人,居然情绪颇不稳定,稍有不适便顿时光火难控。仅在这一期间,他打伤了嘉禾电影公司的宣传部人员,与记者发生了争执,砸坏了记者的摄像器材。李小龙的行为完全失去了准确度。在李小龙猝死前一个月,社会对他的打击已经超出了他的承受度。
《猛龙过江》成功以后,李小龙关于《死亡游戏》的拍摄计划已酝酿成形。他请来了在美国授徒时的学生和好友,其中有身高2米20公分的美国职业篮球选手占巴鲁、菲律宾的术好手伊诺山度。这部片子描写了香港和澳门恶势力的头子兰特,为了扩张其势力,把手伸进了影视界,逼迫明星罗比利(李小龙饰)和他的恋人安摩莉丝(凯英饰)签订终身契约。罗比利不服,在摄影棚中遭到高手追杀,身受重伤。他将计就计,伪装死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趁此机会疗养,以便复仇,也就是以“死亡游戏”来与恶势力周旋。
罗比利乔装成老人,出现在空手比武的况技会场,向兰特手下的米拉打听到兰特的巢穴,只身前往。他打败了兰特设在高塔每一层的武术高手,硬闯兰特的老巢。眼看大势不妙而急欲逃脱的兰特,脚步一滑,自高塔附落身亡。
在这个精妙而富有戏剧性的构思里,李小龙付出了很大的精力。
当《死亡游戏》只拍了最富有打斗高潮的部分后,时值寒冬,原定外景拍摄场地选在南朝鲜,李小龙因自己身体不适而暂停拍摄,却不想这成了终身遗憾。后来为了纪念李小龙,嘉禾电影公司总裁邹文怀另组班子补拍了此片。
就在李小龙暂且放下《死亡游戏》拍摄的同时,他还同美国好莱坞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合作,在香港拍摄了《龙争虎斗》这部全世界发行的武打片,总算满足了李小龙的心愿。
6月下旬,当时,李小龙拍完《猛龙过江》一片后,他在曾是嘉禾电影公司租赁给他的明德园旁边(另说拍完《唐山大兄》之后)买下了占地250坪,距德国仅有两分钟的路的“栖鹊小筑”的豪华住宅。同时,他把远在美国的家人全部接到香港定居。从整修和搬迁,李小龙事必躬亲,似乎第一次担负起了撑门人的责任。整修后的“栖鹊小筑”,共有11个房间,(包括4间浴室),在宽敞的房间内堆着许多健身器。这里还有李小龙自豪的中国式庭院。整个建筑当时约值25万美金。经这一段时间的辛劳。在团拜会上蓄着胡须的李小龙,与手持大雪茄的罗维高兴地谈笑。可就在4个月后,在嘉禾电影公司试片室内,李小龙与罗维又爆发了冲突,众人无奈,只得请来警察安抚,方才平息。此时,社会舆论界也因李小龙在电视节目中与人争吵而指责李小龙。更为使李小龙光火的是,李小龙主演的《唐山大兄》在美国的卖座不好;预定7月20日在英国伦敦上演的《精武门》。也未得到影评家的青睐,李小龙简直无法忍受了。
1973年7月20日23时30分,李小龙“升天了”。
1973年7月20日,星期五。香港正在迎接一场台风的袭击。天空与青黑色的大地溶在了一起,似乎在瞬间空间没有了,瓢泼似的雨乘着厉吼向香港的一切横扫过来。
九龙码头涌道急救中心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大约10分钟后,一辆A43号救护车冲开风雨疾驰到笔架山道67号“碧华园”大厦门前。救护员彭德森跳下车冲进大厦A栋2楼,径直来到唐美丽的家门。唐美丽就是李小龙的情妇,艺名丁佩,紧接着,从屋内抬出了已经陷入昏迷状态的一个男子。彭德森把该病者安置在车内,驱车高速前往伊莉莎白医院。23时左右,救护车驶上伊莉莎白医院的坡道,停在C栋8楼门前。当晚值班医生郑宝智立刻给病者检查,发现脉搏停止跳动。瞳孔放大,已处死亡状态。打了几针强心针,到23时30分,正式确定这名男子已逝,死者就是李小龙。
嘉禾电影公司总裁邹文怀和李小龙的遗孀艾琳达于21日零点30分共同向新闻界宣布李小龙的死讯,他们没确实地宣布李小龙具体的死亡地点。几天之后,记者挖出了内幕,说李小龙的确死在情妇丁佩家中,舆论哗然。结果,连当时宣布的因脑溢血而死的消息也被完全推翻。人们的想象力一下子发挥了最大的潜能,给李小龙的死设计出了十分可信的多种“方式”。有人说,李小龙的情妇忍受不了这种三角的不正常关系,急欲结束这种生活,想出了杀死李小龙的念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李小龙所属的嘉禾电影公司总裁邹文怀,难以继续承受喜怒无常的李小龙,暗自派人杀死了李小龙。最为人所乐道的是李小龙与丁佩的关系,并视之为死亡的主要原因。
新闻记者挖出了李小龙的死亡地,丁佩这个人物一下子被社会广泛地注目了,一时大有丁佩左右了李小龙的生与死之势。其实,对李小龙与丁佩的关系,琳达是知道的,但她象李小龙所说的那样“宽容”了。在李小龙拍摄《死亡游戏》和《麒麟掌》时,丁佩与李小龙的来往即日趋公开化,丁佩不断到李小龙工作的片场去探望他。
李小龙死后,丁佩向亲友表示:“我会把我所发生过的事情坦诚地说出来。李小龙是个了不起的男人,我是个女人。我也知道,在道义上我与一个有妇之夫来往是不对的。可是,这种事情世界各地都有。我希望能与琳达处得好,也曾经接受邀请,到好家里吃饭。当李小龙死后,舆论界对我大肆攻击时,琳达依然袒护我。我要澄清一件事,报纸上所说李小龙买黄色的宾士车和碧华园送我,这是不确实的消息,汽车和房子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李小龙送我的礼物只是项链、钥匙圈而已!”
但是,李小龙确是死在丁佩家中。20日晚上,李小龙的头又开始痛了,丁佩给他服了阿期匹灵和BROVARLN混合的普通药品。事后丁佩说:“我自己有神经衰弱的毛病,常常闹头痛。每个人都有头痛的经验,我却不知道他有这种病状,否则当天我不会草率地给他服药的。”
1973年9月3日至6日,一连4天在香港荃湾裁判司署第二法庭召开调查庭,以澄清李小龙之死所引起的团团疑云。李小龙遗孀琳达、嘉禾电影公司总裁邹文怀、丁佩,及有关医生(包括解剖医生、法医),甚至从伦敦请来法医界权威人士R.D.迪尔博士出庭作证,该调查以医学,化学为分析中心展开。
调查分析的结果表明,李小龙纯属自然死亡,而不存在什么自杀、他杀的嫌疑。李小龙生前患有脑肿瘤,很有可能因此而引起猝然死亡。然而解剖发现李小龙的胃、小肠中有大麻的残留物,但证论此与死亡无关。
法医认为死者可能对丁佩当时给他服用的药品中的某种成人敏感,而导致不可测的自然死亡。
脑肿瘤显然是李小龙死亡的主要原因。李小龙服食大麻是在《猛龙过江》一片拍摄结束后,他感到自己的病情恶化时服的。据说,他从1972年开始服食大麻,而琳达在法庭作证时说,是自1973年3月起。尽管李小龙的主治医生和琳达都曾劝他戒掉不良习惯,他却置之不理,只顾享用他青少年时的朋友的奉送。
1973年7月21日清晨,晨报象往日一样上市了,刺目的大标题历历在目:
《李小龙暴毙!》
《李小龙离奇丧命!》
人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李小龙会死,但是李小龙是真死了,他静静地躺在铜棺内。他似乎还有精力,眉宇间没有一点倦容。
就在李小龙1973年7月21日升天的同日,英国伦敦上映了李小龙的《精武门》,创下了新的票房纪录。倘若李小龙在天有灵,那么几天前因美国的票房卖座不景气引起的烦恼,可能烟消云散了。
25日在九龙殡仪馆举行了葬礼。这幢青灰色的大楼内外,拥挤着成千上万的人们。大厅内“艺海星沉”四个巨大的楷书,横贯两侧,排满了花圈的大厅的中央,安放着李小龙的铜棺。《AND WHEN 1 DED》的合唱曲在大厅回荡,李小龙生前的情妇丁佩在葬礼举行前告诉李小龙的遗孀琳达,这是李小龙生前最爱听的曲子。在葬礼时,她俩宰表现得似乎很溶洽,就在人们欲一睹李小龙最后的时候,曾经与李小龙夫妻数载的琳达在想些什么呢?
“李小龙生前最喜欢的一句禅语:心中空虚的人接近真理。”琳达亦希望人们心中“空虚”以后,再来认识李小龙,这样就能真正认识他。
“小龙是个开朗、感性的男人,我们的婚姻并没有一般异族通婚常见的问题。反而由于人种、文化、教育和习惯的不同,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益形亲密,而互相接受不同文化的优点。李小龙和我结婚,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半加一半的溶合。换言之,我们不在同一个茶杯内喝茶,却是一壶茶两人共享。我们也得两人共同生活,必须尊重对方,这一点和我们的爱情毫不冲突。我们之间的爱情,起初是激烈、热情的,随着岁月的消失,变成慢慢燃烧的热煤,虽然不再旺盛,却是永不熄灭的深情。有人说: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不被人所爱。我则认为:不去爱人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因为我们吝惜付出爱,那么也无法从对方身上获得什么了!如果把李小龙和我的爱情拍成一部电影的话,我会要求修改一部分,那就是片子结束的一场戏!嫁给李小龙,我从没后悔过。我也和其他人一样,有时会被李小龙的急性子弄得焦虑不安。可是,我们一直努力不使任何微不足道的小事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就需要双方相互配合、协调了!回想我们的婚姻美满,其中有三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第一、宽容。不过有时候实在办不到,即就得忍耐;第二、忍耐。小龙的个性较急燥。很多人知道他在犯错误时,偶尔也会生气,可是私底下他却是极温柔体贴的人,他努力让我住在香港不觉得寂寞。小龙总是告诉我:学习着耐性,透过忍耐可增进人们的了解;宽容和忍耐,只存在于关系亲密的人之间,而率直则不然,这是一个人自由自在地传达自己的想法,别人是无法干涉的。率直正是我所说的第三因素。小龙便是一个最率直的人,他虽然是演员,却在肉体上、精神上充分发挥个人率直的天性,这也是他吸引观众的原因。
同样地,小龙也把宽容、忍耐和率直表现在银幕上,给予观众爱情、深思、善感和自觉。爱是给人越多,自己也收回越多,爱是不冀回报,自己才觉得被爱包围。和小龙结婚10年,他一直是我精神上的支柱。他已经离去,然而他给予我丰富的人生,教我辨别是非的能力,生存的勇气,我永远不匮乏。我相信他也会把这种精神传给孩子的。
“多年来,小龙一直属于我们。他在追寻人生的目的时,不惜以自己的一生为赌注,在此之前,他锻炼身体,修养心性,甚至以艰苦的生活自我砥砺。最后,他发现自己的目的就是当个演员,通过银幕,向观众展现自我。当然,小龙具备成为一个演员的要素,有着敏锐的观察力,无私的献身,过人的勇气,坚毅的耐力以及宽阔的爱心。小龙的座右铭是:“只有知道是不够的,必须去应用;只有期望是不够的,必须去实践。”小龙不只是等待机会,还去创造机会。他认为充分发挥自己最高的能力,是他的责任。
“小龙心中的人生目标,并不是成为一个富谊豪或名人,而是努力完成伟大的工作。在他完成这些工作的同时,也获得财富和声望,这两项纯粹只是副产品而已;小龙深深地了解,要成为一个有自我主张的演员,实在是太困难了。可是,一经决定,小龙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小龙是个没有偏见的人,他极欲在不同种族、不同层次的人与人之间,担任“桥”的工作。对于我们这些了解他的人而言,小龙从未离开我们,他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短暂的32年岁月中,小龙的生活充实、积极、富有创造力,即使比他多两倍时间的人,说不定也无法达到小龙的人生境界。小龙生前是是一个无畏、充满活力的人,即使在濒临死亡之际,他依然率直,坦诚如昔。小龙走了,我想他一定不希望我们为了怀念他而终日哭泣,他要我们高高兴兴地把他生前教导我们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充分地发挥出来。
“我要向小龙表示我的敬意,并给予他应得的赞美。”
琳达对李小龙的后葬,表现出极大的自主力。按人们的设想,原打算把李小龙的遗物和遗骨,埋入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的墓中。对这一点,不知出于文化的差异,或许正如琳达所说的李小龙是她的一部分,她坚决反对这样做,她把李小龙带回西雅图。
7月26日上午8时,李小龙的铜棺由九龙傧仪馆运到香港启德机场,装上美国西北航空公司747巨无霸的004班机飞往西雅图。3年以前,李小龙是肩扛着爱子国豪从美国到了香港,也是从启德场下的飞机,那时是一个多么富有生命力的人啊!3年以后,这位巨星却放射完了自己毕身的光和热,躺在静静的铜棺中,由爱妻抚奉着他离开了这块他生前奋斗的地方。他把一个中西结合的创造留在了自己根的土地上。他把自己的身体留给了自己生活的另一半琳达。
1973年7月25日上午9时21分,载着李小龙的铜棺的747飞机从启德机场的跑道上,象一只大鹏鸟,夹带着香港的海风,飞上兰天,径直向地球的那一边飞去,他飞过东西国际时间变更线,结束了它十余小时的飞行,徐徐降落在美国西雅图的科马机场。泪流满面的母亲、妹妹、弟弟都在机场迎接李小龙。
1973年7月在帕塔瓦殡仪馆举行了李小龙的第二次葬礼。
湖滨基地,这个西方人的天国,又来了一位中国的小龙。碧绿冬青静静地竖立在绿草荫荫的基地。琳达给李小龙在意大利定制的褐色大理石基碑竖立在碑林之中,上面镶上了李小龙的照片,以及刻上的名字。
BRUCE LEE NOV.27.1940-JULY20.1973
李振藩 FOUNDER OF JEET KUNE DO
最后这句话特意指出,李振藩创立了截拳道。
李小龙的一生结束了。